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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50人论坛,这届很犀利!

2018-09-19 14:16:28来源:

9月16日,“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产官学三界众星云集,吴敬琏、刘鹤、楼继伟、易纲、林毅夫、白重恩、杨伟民等重量级人物出席,阵容超豪华,与会人员的发言相当精彩犀利。

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创办者之一正是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论坛于1998年6月成立,定位为非官方、公益性学术组织,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高层经济决策的“智库”。

本次会议主要发言的嘉宾阵容:

1.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2.楼继伟(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党组成员)

3.白重恩(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委员)

4.杨伟民(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5.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6.吴晓灵(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

7.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

8.王一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

9.郑新立(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0.管涛(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CF40高级研究员)

主要观点:

1.改革开放40年带给我国的主要经验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的方向”。凡是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表现得比较好。而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甚至出现曲折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就会出现减慢甚至倒退。

2.供给侧改革有可能短期痛苦、长期见效,有的是当期就很快见效,可能需要需求侧方面的一些政策支持、配合。中央之所以使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主要是提醒大家关注供给侧,不要总惦记着需求侧的刺激政策。

3.面临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不是最优的安排,是次优的安排,普惠制度还不完善,特惠制度还是有它的作用,但是特惠制度不会长期有效,随着经济发展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4.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化”这种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的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

5.要深化市场化的改革,就要让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就要让渡权力,这是一个难点。这种以双轨制为基础的渐进改革,两种力量的存在,往往容易导致腐败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

6.目前经济中“国进民退”比较突出,这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这次出现一定要分析它的特殊的原因,以及它的利弊得失。这是推进国企改革的一个契机,如果在这样一次浪潮里,不认真落实国企改革的基本战略的话,过两年后果是比较令人堪忧的。

7.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畅通,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

8.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9.中国渐进性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到深水区、攻坚战,对不同问题的不同看法涉及到记得利益集团的不同立场。改革开放有舍才有得,预案比预测重要,不能消极等待,也不能积极冒进。

吴敬琏

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私营经济应退出的声音不和谐,应辩论达成一致

吴敬琏表示,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方向,并用适合于我国国情的具体方法去执行改革任务”。

在谈到当下经济运行时,吴敬琏概括为“翘翘板式”的运行状态——主要靠大量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过高的杠杆率,容易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出现。

吴敬琏建议,中国经济50人经济论坛应该一项一项去讨论改革的落实情况,需要调整的就调整。“如果说这些事项都是站得住的,那就应该坚决的贯彻。现在出现的某些现象值得注意,比如说今年年初说是要消灭私有制,最近又是要退出。这都是一种不谐和的声音,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如果有道理就需要通过辩论来达成一致,一项一项的把它落实”。

楼继伟

让市场起作用,不要惦记需求侧刺激政策;金融混业模式绝对不行会引发高风险

楼继伟表示,如今的改革很多的做法是错把目标、任务当手段,谈到“去产能”就下指标,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下一步,推进改革核心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让市场起作用。

在谈到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时,楼继伟表示,前段时期,金融业过度混业造成了一系列的乱象,使得风险集聚的同时,也不断提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的困难。

楼继伟认为,上述乱象一方面带来了社会安定问题,另外一方面,对中小企业融资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一边要降杠杆、去风险,一边要认真思考,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资本市场,发展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就我看来,目前这种大混业的模式是绝对不行的,会引发高风险”。

白重恩

完善营商环境从特惠过渡到普惠

白重恩表示中国营商环境还不是很完善,企业如果都照章办事,很多事都很难。但是中国有一个特惠模式,在营商环境不完善的时候,地方政府会为某些特定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克服不良的营商环境对它发展所造成的障碍。

但特惠模式会带来很多问题,白重恩指出,面临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不是最优的安排,是次优的安排,普惠制度还不完善,特惠制度还是有它的作用,但是特惠制度不会长期有效,随着经济发展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他呼吁,我们要尽力完善普惠制度,同时在普惠制度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还要容忍一些次优的安排。

杨伟民

重建地方税体制,才能解决房价问题

在杨伟民看来,新时代的改革开放要从总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在其看来,过去改革开放的很多措施是为了速度、为了赶超,当时是必要的,也给政府决定资源配置提供了理由。但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杨伟民指出,现在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政府决定。杨伟民呼吁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

王一鸣

改革约束机制越来越多激励机制却越来越少

王一鸣表示中国的改革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过去是在双轨制基础上的渐进式改革,我们是先农村后城市,先在国企外围培育一块体制外力量,倒逼国企改革。

但这种改革现在带来了一系列的遗症,王一鸣称,新体制的成长和旧体制的衰亡相伴相生,而且相互制衡,由于过去传统体制遗留的这种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管理模式,依然有比较大的惯性。改革过程中时不时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干预又会强化,就是存在干预过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

王一鸣认为,目前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还是有差异的,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利率还不是完全市场化利率,技术、价格的形成机制也不健全,人才、单位所有制还没有完全解决,信息部门这种分隔体制,还有企业的垄断,现在说平台型企业,以后针对信息资源的占有,不光是对经济,对社会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我们现在约束机制逐步在强化、健全,不断地健全,但是激励机制没有很好地去建设。王一鸣认为,下一步改革要健全和完善激励性的机制,其中产权的激励可能是最好的激励方式。

盛洪

宏观税负越来越高企业利润边际已被减没

盛洪指出,中国市场化过程,就是两点:第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样一个转变,就焕发出了巨大的效率提高,财富的涌流。第二,在市场化的初期,政府的参照系是他们在计划经济当中获得收入的参照系,所以他对市场化的这样一个比较显著的转变,一时还是按照过去的参照系去分割国民收入中的一部分,当时那个比例比较低,换句话说,这叫做宏观税率。

但是随着市场化的发展,财富的继续涌流,同时我们的政府分割国民财富的这样一种机制,没有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这种分割比例是越来越高的。

大约是2010年以后到现在,我们的一般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已经增长了12个百分点。同时,还有像土地财政和更广义的就是我们的所谓劳保等等这一方面,构成了我们的宏观税负。宏观税负高到什么程度?企业的利润边际已经被减没了,甚至是负数了,这个数字是从2012年开始就是这样,现在越来越低。

今年以来是什么情况呢?最近以来是什么情况呢?第一,今年上半年,一般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比GDP要快,它的比重在增加。第二,2017年土地财政收入远远高于往年。

第三,最近的税改,盛洪称这其实是在增加宏观税负。虽然减了个人所得税,把劳保资金等从人保部转移到了社会局。一方面,征收的劳保的提取比例,不是按照原来的基本工资,按照全部工资,这其实是增加了。另一方面, 实际上提高了很多地方的劳保交款比率,实际上也增加了我们的宏观税负。

盛洪甚至直言,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高到了可能会使我们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

李扬

经济下行,企开始主动并入国企寻求自救

李扬表示,中国经济大格局发生了变化——国进民退现象比较突出。他引述自己所做的调查称,在广东、深圳、浙江等民企民营资本最发达的地方,国资都在高歌行进。

李扬认为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有四个:

第一,形势稳中有变,“这个变还是不小,首先受冲击的是民企,过不下去了”;

第二,“三去一降一补”使得产业链条的优势地位发生变化。因为处于产业链上游,国企赚得不得了,而处于产业链中下游的民营企业发展不足;

第三,由于影子银行受到了抑制,过去大多靠影子银行融资的民营企业,随着资管新规的出台,“财路”没有了;

第四,虽然主流政策上强调不能歧视小企业、民企,但事实上歧视仍然存在,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

李扬认为,这正是推进国企改革的契机。“在这次浪潮里,如果不认真落实国企改革的基本战略,过两年再看,后果会是令人堪忧的。”

刘晓艳

改革不是纯粹完成任务,是要市场健康发展

刘晓艳直言,当下存在几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政府执行力非常强,各种重磅改革政策层出不穷,但另外一个方面,市场对深化改革的呼声却比以往更加强烈。“我们一方面在推动生产要素的有效应用,另外一方面又发现,生产要素在发散,没有在聚集”。

段永基

只给民营企业番号,不给粮草也不给弹药

段永基表示,要想深化改革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我接触的民营企业来看,目前的感觉是形势日趋严重、信心大减”,“到底深化改革怎么搞?信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便是在国有企业混合经营之下,民营企业也是很难的”。

段永基称,总说国有企业是执政基础,“如果国有企业是八路军,至少民营企业是新四军,可老把民营企业当忠义救国军,就给番号,既不给粮草,也不给弹药”。他认为这是思想不解放造成的现象,“思想不解放就阻碍了深化改革,希望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多做一点重量级的呼吁”。

许善达

我国部分政策对于科技发展起负面影响

许善达认为,我们要重新考虑科技在国民经济间的定位。今后科技在国民经济中应该发展得更快、更好,实现所谓的高质量发展。

许善达感慨我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支持科技发展的制度上,确实还有很多欠缺。有些政策表面上看跟科技发展没什么关系,但是仔细推敲的话,很多政策对于科技发展甚至还有一点负面的影响。

要围绕着科技发展所需创造制度环境,应该做一个全面的评估,找出其中做得好的继续往前推进,做得有缺点的,加以改进,做得不好的就废除掉,许善达称。

胡鞍钢

把中国崛起经验输送非洲,力非洲发展

胡鞍钢认为我国应全力助推非洲经济起飞,帮助非洲进行工业化、基础设施现代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等。“2000年以后,非洲大陆的经济增长率已经超过5%。而且战乱大体过去了,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发展的时代”。

此外,胡鞍钢认为,中国有可能为非洲国家创造最大的市场,“我们可以通过减免关税,包括对最不发达国家实行零关税等政策,覆盖到低收入国家甚至中等收入国家,给他们提供更大的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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